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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镜
文章润身,政事及物
2021-04-19 10:22:00  来源:检察日报

  徐伟鹏

  《泷冈阡表》改定在熙宁三年,此时欧阳修已64岁,历任两府,遍经风霜,隔年便去世了。因此这篇以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著称于世的祭表亦不仅是对双亲的缅怀,更是他回顾官宦一生的经验总结,特意留给后人镜鉴。这也是他为何直到去世才定稿立碑,“非敢缓也,盖有待也”的深层原因。

  为官者应清廉自守。清廉是欧阳氏一贯的家风传统。其父欧阳观49岁中进士,以廉吏著称,“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而当欧阳观去世后,家无余财,“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只能投靠任随州推官的叔父欧阳晔,晔为人也“严明方质,尤以洁廉自持”。因而儿时欧阳修只能以画荻识字,借书抄读,这无不在他心中埋下清廉的种子,即使中进士,入馆阁依然自持甚严。

  他在明道二年给一生挚友梅尧臣的信中写道:“京师侍亲,窘衣食,欲饮酒,钱不可得。闷甚,时与师鲁一高论尔。子渐在此,每相见,欲酤酒饮,亦不可得。”皇佑四年,他在给远任广西的侄子欧阳通理的信中告诫:“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可见,清廉自守在欧阳家已蔚然成风。

  为官者应宽简仁厚。欧阳观眼疾颇重,阅读时眼纸间不过寸许,《泷冈阡表》中记载:“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欧阳父深夜烛灯,伏案推求罪犯生死的一幕深深印刻进欧阳母的心中,也借由母亲的教诲印刻进了欧阳修的生命里,“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因此欧阳修亦是“闻而服之终身”。如其在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便效仿乃父为死罪逃兵推求生路,果然令罪者得生。

  其被贬夷陵时主动翻看旧案卷宗,发现冤假错案数不胜数,为枉死者痛心不已,于是更加勤政,“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并一再告诫往来求教的文学之士“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读书人应以百姓福祉为念,不能本末倒置,整天沉迷于书法文章;为官者谋的是官声清誉,而非诗文天下闻。

  及至欧阳修被贬滁州,经历宦海凶险的他,则进一步突显了宽简的施政理念,但其所言宽简并非放纵官吏,废弛政事,而是指“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因此他虽“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但“所至民便之”,一片祥和安乐之景。欧阳修的政绩观值得当代官员思考借鉴。

  不过,虽然欧阳修在仕途上建树颇多,他的文学贡献却也卓越非凡。其实,他的文学改革的倡议也跟政事密切相关。受晚唐骈俪文风的影响,当时很多宫廷文人推崇浮华艳丽的文章,被称为西昆派;而一些提倡古文运动的文人,为文晦涩难懂,被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两派深感厌鄙。他主张文学形式与思想并重,使古文运动的影响深入人心,西昆派、太学体逐渐偃旗息鼓……

  为官者应直言敢谏。欧阳修直言敢谏,离不开双亲教诲,家庭支持。《泷冈阡表》中记:“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这为他坚持真理增添了关键底气。其实欧阳修不止在范仲淹案中仗义执言,早在他初入馆阁时便为石阶被贬打抱不平而写下《上杜中丞论举官书》,直言“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庆历三年转任台谏后更是诤言频出,其在《答徐无党第二书》中就自陈:“修今岁还京师,职在言责,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为明天子求人间利病。”

  庆历新政后,欧阳修为保新抗旧谏言不断,其在著名的《朋党论》中便直言:“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其剖析事理一针见血,使奸小忌惮不已。至和元年,宰相陈执中家一名婢女被殴致死,无论缘何都应罢相,而宋仁宗则因“患于好疑”而欲保他,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当即上疏“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直指皇帝过失,可谓当时谏臣直言之最。欧阳修直言敢谏之名,上至皇帝,下至朝臣,无人不知。《宋史·欧阳修传》中言:“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皇帝近侍也评价他:“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纵观欧阳修一生,正如其在《泷冈阡表》中所言:“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也正因此,《泷冈阡表》才无愧乎流传千古,学之者、爱之者历代不绝。

  编辑:许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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