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有个退休女教师来找我，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了18年，并且也正是这句话，让我学会从公诉席上走下去，站在被害人甚至是被告人的立场去思考他们的诉求。后来我用一个词来总结这种感受——“如我在诉”，我是公诉人，又不只是公诉人，我不仅要追诉犯罪者，还要保护无辜者，挽救失误者。
女教师说出这句话，是因为她经历了一个案件。
“你知道我的感受吗？”
2001年10月，我从事公诉工作不久，60多岁的王老师来到检察院，说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公安机关不立案，要求检察院监督。她说退休后老两口的养老金都在股市中，不久前自己在股票交易中心看行情时，发现账户全部资金购买了垃圾股，损失7万多元。当时身旁的刘某忽然无故离开，有重大嫌疑。因为认定刘某犯罪一是没有证据，二是这种情况如何定性也无先例，公安机关一直未立案，王老师就持续上访、控告。
我给她解释疑罪从无的概念时，她忽然红着眼反问了我一句话：“我不懂你说的这些，但我在讲台上站了一辈子，退休后棺材本都没有了。你知道我的感受吗？”
这句话很普通，她也没有声嘶力竭。可她走以后，这一句话在我耳边绕了好久好久。我自己的父母也是教师，扪心自问，如果是他们得到这样的回复怎么想？他们该如何诉诸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不是我自己更多地考虑批捕起诉能不能成功、会不会把案件办成错案甚至被追究责任这些现实问题，而没有回到最原点去考虑当事人和公众的利益，更加没有考虑到司法结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假设我的父母遇到这种案件，我怎样让他们理解疑罪从无？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我又如何让其他人接受法律事实和客观真实的差别？
我重新梳理证据，引导公安机关重新取证，用排除法认定了事实。因为国内鲜有此类案例，这起案件从2001年启动到2005年才作出有罪判决，历时近4年。还多亏上海市静安区有类似的案件被《刑事审判参考》刊登，法院最终认可我们指控的事实。当时快过春节了，天气很好，办公室的阳光洒在地上，王老师带了一盒怡口莲过来。我推辞了很久，最终拿了一颗，很甜。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我的初心——办案对我们而言是工作，对当事人来说，是人生、财产、健康甚至生命。这告诫我，检察官办案要用善良的心去实现公平正义。
该拉一把还是推一把？
2017年，我们办理了一起销售假药的抗诉案件。在审查事实过程中，李某的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出身农村，母亲因精神失常丧失劳动能力，弟弟尚在读书，父亲务农是唯一经济来源。李某在校表现良好，为减轻家庭负担，她长期开网店勤工俭学。其间，因销售价值3000余元未经批准进口的韩国美容针剂，被判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办理此案的基层院认为一审判决4名被告人罚金刑畸轻。抗诉理由看似成立，但综合考虑李某坦白、主观动机等情节，我们认为本案完全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我们办案是否仅仅为了惩罚？李某已经认罪悔罪，这时应该拉一把还是推一把？本案对其判决有罪开除学籍对社会有利，还是免刑让李某完成学业对社会有利？
有时疑问本身就是答案。惩罚并不意味着单纯追诉，教育也绝不意味着放纵犯罪。我们用善良的心去实现公平正义时，追诉犯罪是实现公平正义；挽救失误者，让其改恶从善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因此，我们最终建议二审法院对李某免刑，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如我在诉”也应在类案中考虑。我们通过统一聚众斗殴罪的认定标准，使此类案件大幅下降；我们敢用、善用不起诉权，全市免刑、轻刑人数大幅下降，相关经验受到最高检的肯定。从个案办理到类案政策，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公平正义。
事实力有千钧，客观才能公正
近年来，很多刑事案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法理与人情，司法和正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律的天平和大众的良知，纠缠在案件之中，让媒体追逐，让大众困惑，让司法办案者纠结。这里面，有司法解释覆盖面的局限，也有情理法的统一考虑不足，还有事实被舆论掩盖的问题。
2011年9月，我刚调到苏州市检察院工作，就遇到了常熟“菜刀队”对“砍刀队”的聚众斗殴案件。一审认定，何强接到曾勇准备上门挑衅的电话后，准备用菜刀与对方对打，构成聚众斗殴。当时视频点击量高达数千万，新浪、搜狐、腾讯、凤凰……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在开展何强等人是不是正当防卫的投票，人民日报也给出整版的质疑：何强在办公室接到电话，有人要上门持刀殴打自己，是否可以准备菜刀防身？
压力可想而知。但是，舆论越是喧嚣，司法越要冷静。我认真阅卷后，对一审判决的事实产生怀疑：多位证人和被告人何强证实，曾勇到场后第一句话是：谁找我？如果是曾勇主动打电话给何强，怎么会反问：“谁找我？”到底是谁主动邀约？
但疑问不能代替事实。面对何强一方沉默对抗的局面，我改变以言辞证据为主的认定事实思路：以监控视频、通话记录为框架，以对方通话人的证言为补充。最终证实，本案是何强为免除非法赌债，两次主动打电话挑衅对方，将对方约至办公室引发的案件。最终，法院认定何强等人持菜刀守在案发现场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案件真相公布后，不仅舆论得到平息，本案还成为区分正当防卫与聚众斗殴的经典案件。
事实自有千钧力。在重大舆情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合理诉求，但这种关注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在舆论沸腾时，我们更应把“讲政治、顾大局”融入具体的司法办案中，必须用证据和法律来做“定海神针”，从而实现情理法的高度统一，引导舆论共识。
20年来，我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做办好案的“工匠”，更要朝着努力做精通业务的“大师”、理论联系实务的“专家”。办案遇到困难时，努力用理论破解难题，推动司法实务的变化。在办理全国首批境外打击电信诈骗案件时，用片面共犯理论指控国内的技术提供人员；在办理太湖西山垃圾倾倒案中，扩大“有害物质”的认定范围；在办理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建议用经济学的方法推定事实，追加了十余倍的垃圾数量。
回首自己的工作经历，有荣誉，但更多的是不停地爬坡过坎；有鲜花，但更多的是半夜惊醒的噩梦；有成就感，但更多的是对能力的担心和结论的惶恐。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面对各种观点冲突交织时，常有辗转反侧的长夜。但每当想到2005年春节前王老师塞到我手中的那块糖，心中就平静了很多。我想，这块糖就是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公平正义之后形成的载体。它告诉我，不轻言犯罪成立，不轻言疑罪从无，穷尽最后一丝努力，排除最后一点怀疑，只要“如我在诉”，久久为功，就必然能让更多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