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明

　　据8月19日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因为小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山西临汾的范某一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年来，这个普通的家庭没有攒钱买房，一家5口租住在一间6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挣点钱全花在孩子身上了”。最终三个孩子，一个读博，一个读军校，小儿子则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

　　报道的主旨，是向读者传递“教育是最好的投资”理念，但网友在新闻后面的留言，却“跑题”了：很多人追问“社会抚养费交了吗？”；也有人感慨“当年没有计划生育的，都成人生赢家”。

　　从这家孩子年龄、智力情况看，大概率存在超生，但由于是否有特殊原因并不明朗，还是不把话说死。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少，未必“都成人生赢家”，不过，网友的追问和感慨反映了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于不遵守规则者“得利”，遵守者发自内心的不满和不平。

　　2016年1月1日，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这是根据人口和社会发展实际所作的调整，并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几十年，并于1982年写入宪法，对我国的人口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几代人为此作出“牺牲”。

　　不想生、只想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这部分人没有影响。但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管着”，可能不会只生一个，毕竟，多生一个，夫妻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一些，孩子也不会那么孤单。二孩政策放开后，身边不少过了生育年龄的朋友表达了“生不逢时”的感慨。为了社会发展而节制生育愿望，这是我所说的“牺牲”的含义。一定意义上，如今全面二孩政策得以实行，也是建立在几代人“牺牲”的基础上。

　　计划生育政策写进了宪法，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前，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公民的法律义务（特殊情况除外）。违反规则超生的，即便承担了缴纳社会抚养费等不利后果，其作为规则违反者，仍具有可谴责性，党员、公职人员还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总之一句话：超生并非什么荣耀的事儿。

　　最早想表达这个意思，是多年前看一篇对某体育明星父亲的访谈时。这名体育明星是超生的，其父亲在访谈中大谈自己和妻子当年如何与单位、计生部门“斗智斗勇”，最终成功生下该明星，口气颇为自豪。明星为国争光不假，但这能证明其父母当初超生“英明”吗？能“洗白”超生违法的“底色”吗？

　　最近想表达这个意思，是看到多人在微博上为当年因超生被处分者“鸣不平”。多年来，因为超生被罚款的、被处分的、被开除公职的不少。微博、微信中，有人感叹“这才几年呀”；更有人称“欠他们不止一个道歉”。

　　“这才几年呀？”在这么说的人看来，如今二孩政策放开，说明当时超生有“先见之明”。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正当、是否合法的根据，是也只能是当时的社会规则。不要说几年前，说极端一点：今天放开，你昨天超生，也是违反规则（当然，处理时会考虑这种特殊情况）。用现在的规则评价当时的行为，荒唐显而易见。

　　至于“欠他们不止一个道歉”，就更离谱，似乎当年这些人超生不仅无过、不该罚，反而有功、该褒奖。违反规则者被一些人视为“超生英雄”，让绝大多数遵守规则者情何以堪。

　　在全面放开二孩的背景下，“超生有理”甚至“超生有功”的说法有一定迷惑性，有人试图以此洗白当年的超生行为。有必要强调：如今放开二孩，不意味着当年超生有理；如果说谁欠谁道歉，那也是违反规则的超生者欠社会、欠绝大多数规则遵守者道歉，而不是相反。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