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 兵《 人民日报 》（ 2023年09月11日 第07 版）

近期，本报刊发《真正把“指尖”上的负担减下去》的报道，文中介绍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有益探索。有读者来信希望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经验做法。近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编者

近年来，打卡点赞、拍照留痕、考核学习时长、政务APP过多过滥等问题给基层带来了沉重负担，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成为党员、干部的呼声。今年1月，浙江杭州市淳安县纪委监委组建工作专班，以大墅镇为样本，对基层“指尖上的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组首先来到桃源凌家村，组织周边村两委干部集中座谈。“我手机里一些政务APP与本职工作关系不大，有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的，但怕后续有任务都不敢卸载。”村会计赵金花的手机里，除了财务报账应用，还有各种学习类、业务类APP，种类名目繁多。大学生村官凌毅也有同样的困扰：“我手机上装着多个有使用频率要求的政务APP，每天都要花时间登录打卡。”

随后，调研组来到大墅镇政府，召开全镇中层干部座谈会，了解各业务线政务APP使用情况，并下发不记名调查表，进一步摸查情况，形成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大墅镇干部日常接触的政务APP共34个，安排和布置使用APP的主管部门有15家，涵盖国家、省、市、县四级。这些APP中对乡镇（街道）干部有明确使用要求的占88.2%，对村社干部有明确使用要求的占67.6%。APP类型主要分为关注学习类、数据报送类、业务审批类、便民服务类，其中以数据报送类居多。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调研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表、现场查看操作等方式，实地走访5个乡镇14个村，访谈上百名干部群众，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

“从调研情况看，镇村干部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多头考核重复录入、不切实际强行推广以及为增加活跃度带来的无效操作等方面。”淳安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汪发通说，“此外，一些政务APP功能雷同、实效不强，不仅增加了基层负担，也造成了资源浪费。”

以大墅镇为样本，解剖麻雀，为淳安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提供了支撑。淳安县纪委监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现场会，分析研判反映集中的问题，整改下架16个政务APP，应用与考核过度捆绑的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与县数据资源中心建立专家评审和部门联审审核机制，对全县自建APP管理和新增APP审批实行常态化监管。

6月，调研组再次来到大墅镇桃源凌家村开展回访，村干部纷纷表示，手机上的政务APP实现了大幅“瘦身”。“把不好用的APP减下来，只保留必需的常用工作APP，感觉如释重负，有更多时间精力投入服务群众和村子发展中了。”凌毅说。

今年以来，杭州市在深入调查研究上下足功夫。杭州市纪委监委会同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成立课题组，在全市开展问卷调查和蹲点调研，对政务APP和各类工作群组进行全面统计分析。

“从调研情况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本质上仍是形式主义老问题。比如，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数字化应用为建而建；有的为了推广应用，频繁对基层下达推广下载安装使用指标；还有个别单位借数字化改革之机，以‘属地责任’为名把自身工作转嫁给镇村。”杭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朱春根说。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杭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政务数字化应用集中清理规范。一方面，强化政务数字化应用统筹管理，完善政务数字化应用“一本账”，推动各部门整合应用系统。如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表单多”问题，杭州开发建设“一表通”系统，加强数据归集和信息共享。目前，养老、帮扶、残联等7个高频条线已实现报表清零，占社工年度报表总量的70%。

另一方面，完善政务应用绩效评价及退出机制，开展项目申报评审多部门协同联审，优化政务应用长效监管机制。比如，富阳区纪委监委牵头组建“为基层减负”办公室，建立APP“白名单”“黑名单”常态管理机制。

朱春根表示，杭州将立足常态长效持续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让基层干部不再受“指尖”之扰，让数字化真正服务于基层治理，提升干部干事创业和服务群众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