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对于检法两院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检察院凭借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慧检务4.0”，开启了人工智能元年；中国的“智慧法院”则在世界范围内树起样板。

　　信息技术的发展，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从而释放劳动者的战斗力。政法智能化也是如此。通过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解放司法工作者双手、双腿、双眼，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

　　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指示政法机关工作时，首次将深化智能化建设与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过硬队伍建设并列作为重点工作任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门部署，要求大力加强智能化建设。

　　新时代，检法两院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探索进展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的路在哪里？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赵志刚、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

　　《清风苑》：今天，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口号或理论，而是真切地渗透进司法领域。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深度结合，探索人工智能在司法办案中的应用。在检察机关，信息化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您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赵志刚：这种变化是形势所需，也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导致检察业务工作难度不断增大，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另一方面，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入应用，也极大地提高了检察工作效率与质量，为检察业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司法改革背景之下，信息化对于检察工作更有时代意义和特殊价值。

　　我们知道，科技的发展，揭开了司法的神秘面纱，并使其“暗箱化”被大大解构。例如案件信息公开网的建立，使得案件进度等信息在网上一目了然，再想捂着盖着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我们说，是技术主义驱动司法，使公平正义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正所谓“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一手抓司法改革，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一手抓科技创新，解决司法质量和效率问题，从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事实上，过去三十年间，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从未缺席。随着科学技术和司法理念的不断进步，它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作用也不断凸显。中国的检察信息化经历了1.0版本的“数字检务”、2.0版本的“网络检务”、3.0版本的“应用检务”三个阶段，2017年正式迈入了检察信息化4.0版本的“智慧检务”新阶段。

　　《清风苑》：请您具体谈谈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重点解决了哪些问题？

　　赵志刚：检察数字化探索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0版的检察数字化，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重心是设备建设，采购计算机设备和办公软件。初步实现信息输入由纸质手写向数字化录入的重要转变。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价格相对低廉，可以快速满足数字输入和办公自动化的基础需求，但无法满足检察业务功能和深度需要。因此到检察信息化2.0阶段出现了检察院案件管理应用的研发热潮。但各地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问题较为突出，信息孤岛趋势有所抬头。

　　为解决重复建设问题，检察信息化3.0阶段，最高检于2009年明确了检察信息化“四个统一”指导原则，即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和摸索，最高检决定研发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并于2014年5月完成全国部署。至今，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经历过数十次较大升级，并已基本成熟定型。

　　在3.0阶段向4.0阶段升级转型期间，2015年是重要的里程碑，不仅首次提出了智慧检务的概念，当年启动的电子检务工程，采取“整体立项、统一实施、整体验收”方式，旨在推进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察决策支持、检务公开和服务等六大平台建设。2016年，《检察机关科技强检十三五规划纲要》出台，确立了2016-2020年这五年的主题为“智慧，融合，创新”。

　　2017年5月，检察院明确建立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慧检务，并正式提出“智慧检务4.0”这个概念。这是在检察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基础上的一次跃升，标志着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开启了检察院人工智能的元年。

　　《清风苑》：和以往的版本相比，“智慧检务4.0”有哪些不同？

　　赵志刚：智慧检务4.0的重心是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提升检察工作的智慧化水平。“智慧”是“智慧检务4.0”的根本特征，包括全业务智慧办案、全要素智慧管理、全方位智慧服务、全领域智慧支撑。

　　其中，“全业务智慧办案”是核心，通过探索建立基于司法办案大数据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检察业务模式，生成新的战斗力核心要素，全面提升检察机关办案效率与质量。

　　“全要素智慧管理”是关键，通过探索建立基于管理决策大数据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检察管理模式，统筹优化检察机关内部“人、事、财、物、策”各项管理要素，全面提升检察机关现代化水平。

　　“全方位智慧服务”是重点，通过探索建立基于司法为民大数据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检察服务模式，拓宽公开渠道，提高服务质量，全面构建新型检察公共关系。

　　“全领域智慧支撑”是基础，通过探索建立基于科技强检大数据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检察运维模式，夯实基础设施，加强检察科技创新，全面增强智慧检务发展后劲。可以说，智慧检务4.0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实践论。

　　《清风苑》：您刚才提到，智慧检务4.0将重点攻克人工智能在检察办案中的应用。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请您具体谈谈人工智能到底如何辅助办案，又为检察官办案带来了哪些变化？

　　赵志刚：2015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着重在三个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初步探索。首先，检察机关数据智能应用迅速推进。最高检在去年5月印发了《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提出“一中心四体系”建设任务，要求建设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和省级分中心，完善检察大数据的标准体系、应用体系、管理体系、科技支撑体系。

　　其次，检察机关感知智能应用亮点纷呈。图像识别、文字识别、语音识别、视频识别、生物识别等技术均在检察场景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例如在“智慧公诉”所提倡的“三远一网”办案新模式中，智能语音技术已贯穿始终。视频识别技术应用在刑事执行检察中，能够对服刑人员、监管人员等之间的不正常的触碰行为自动识别、智能分析、智能预警，从而有效消除牢头狱霸、体罚虐待等安全隐患。

　　再次，检察机关认知智能应用有所深入。目前，检察机关的智能辅助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智能阅卷、智能标注、智能参考、智能生成、智能共享等通用功能方面，从而作为检察官的效率工具，一定程度缓解当前司法机关普遍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不过法学家和科学家正在致力研发法律人工智能应用，让“机器”通过算法、自然语言识别和深度学习技术能够一定程度“看懂”法律文书，并能胜任简单的法律助理和案件管理工作。

　　麦克卢汉曾说过：“媒介是人的延伸。”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慧检务，首先延伸了检察干警的肢体。以往检察官很多时间消耗在去上级单位开会、去看守所提讯的路上。而目前我们依托视频技术和检察网络，建立了远程视频会议、远程视频指挥、远程视频接访、远程视频监控等系统，都有助于突破空间限制，节省交通时间。

　　智慧检务是检察官头脑的延伸。智慧检务帮助检察官快速搜集信息，学习更新知识。例如一些量刑建议辅助软件，将所有可能存在的量刑情节的确定及计算都在系统上完成，原来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解决。

　　智慧检务还是监督和规范检察行为的重要保障。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信息系统不仅存储了大量案件审查数据、检察官行为数据等便于监督；同时还可以预设审批关卡、智能提醒警示等智慧预防。

　　《清风苑》：您曾说过，当前各地检察机关智慧检务建设“虚火过旺”，主要体现在哪里？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赵志刚：主要表现在重复性建设上。如果把司法办案、检察办公等六大平台的搭建比作“铺路”，各类应用系统的研发就好比“造车”。目前，“铺路”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各地出现了各自造车、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的问题。

　　此外，极个别地区也存在为了创新而创新，打造信息化“政绩工程”的现象，研发出的应用只是“噱头”，没有实用价值，个别系统甚至只有演示DEMO版，并没有真正投入使用。

　　《清风苑》：现在还存在的问题是，有些检察院决策者信心和干劲很足，但一线应用的干警却持观望态度，甚至还有抵触情绪，您认为主要问题在哪？解决的途径是什么？

　　赵志刚：客观而言，一部分源自技术层面并行使用问题。当前“一主多辅”检察信息化应用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主应用和辅助应用之间、新应用与老应用之间还存在并行使用问题以及相关衍生问题。有的是系统之间无法做到数据联通，因此数据只能通过人为导入导出，甚至是重复填录多次，虽然在产品部署初期和试点阶段无法完全避免，但在推广阶段是可期解决的。

　　因此，未来检察智能化建设，应顺应统一趋势，建立统一灵活的智慧检务生态。这个统一不是包罗一切的“大统一”，而是对于共性标准、共性技术、共性平台进行统一，主要防止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统”与“分”的边界，这样才能统而不僵。当前“统一顶层设计、统一标准体系、统一支撑平台、统一数据中心、统一审批备案”这五个方面的需求比较迫切。

　　此外，顺应创新趋势，建立融合创新的智慧检务机制。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创新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消极等待，而需要一个“快速孵化器”汇集各类创新要素。2017年9月，最高检联合航天科工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联合建立了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就是要打造国家级“检察科技智库”、开放性“产学研用联合创新平台”和行业性“应用实验孵化中心”，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参与智慧检务建设。

　　《清风苑》：近年来，江苏检察机关不断加强科学技术与检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坚持向信息化要检察战斗力，确定了构建“网上检察院、掌上检察院、实体检察院”三位一体智慧型检察院总体构想，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请您评价下江苏检察的智慧检务工作。

　　赵志刚：检察信息化历史上两次比较重要的会议都是在苏州召开的。一次是2009年，最高检在苏州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技术信息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全国检察机关信息化工作“四个统一”原则。去年9月，最高检时隔8年再次在苏州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检察信息化工作，这无疑是对江苏检察机关的充分肯定。

　　我认为江苏检察之所以能够在信息化道路上弯道超车、后发制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研发机制和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检察工作与信息技术融合过程中的壁垒之一，就是需求的精准表达。信息化是系统工程，涉及每个部门每个人，如果技术部门和业务部门各自为政，就很容易出现“两张皮”的问题。江苏省检察院成立了以刘华检察长为组长的网信工作领导小组，并组建网信办，专职负责执行网信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决策部署。业务需求与研发设计之间有了总指挥、总调度、总后勤，各项应用的开发自然能够顺利进行、平滑运转。

　　此外，江苏检察机关在顶层设计上充分遵循了司法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探索出一条司法体制改革与现代科技应用融合的新路子，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既有“3年初步建成、5 年基本实现、8 年全面提升”的“358”长远战略，也加紧各项应用的迭代更新，同时推行了“1 个省院部门、3个设区市院、6个基层院共同研发”的“136”开发模式，使信息化应用全面开花、走在全国检察机关前列，为全国检察系统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江苏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