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胜

　　回想起过年，总觉得小时候的年味儿更浓些。

　　那时我过年都是在奶奶家，奶奶有6个子女，孙男娣女加起来足有二三十口，父亲排行老大，我是长孙，弟弟妹妹们都比我小。每逢过年大家都会聚到一起，别提多热闹了。

　　过年的第一道程序肯定是贴春联，叔叔的毛笔字很有功底，因此家里从不用出去买春联，只见叔叔拿起毛笔刷刷点点，用不了多久就写了一大堆。我们则要趁着糨糊的热乎劲儿赶紧出去贴上，“福”字一定要有个倒着的，“抬头见喜”要贴在高处，“金鸡满架”“肥猪满圈”等吉祥话也要贴在合适的位置。东北的天气极冷，只要在室外，与其说是用糨糊粘上还不如说是直接冻上的。尽管我们的手冻得发麻，却个个都开心得很。

　　孩子们都穿上新衣裤给奶奶拜年，奶奶也总是笑眯眯地递上压岁钱，不论多少都能把我们哄得开开心心的，弟弟妹妹们卖力地把头磕得咚咚响。

　　手里有了钱，我们就跑出去疯狂购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买烟花和鞭炮。燃放鞭炮则是爸爸和叔叔们的专利，比如二踢脚是拿在手里放的，最多也就带副手套。只听“叮——咚”一声就完事了，弟弟妹妹们都吓得躲得远远的，使劲儿捂着耳朵。再小一点的就更怂了，老早便钻进屋里，小脸紧贴着玻璃窗户，瞪着大眼睛使劲看。

　　那时候，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是个头小点的烟花，像飞碟、小蜜蜂、母鸡下蛋、窜天猴，一块钱就能买十来个。各式各样的烟花放完了不能随手扔掉，弟弟们总缠着我拿来给他们做枪。尺寸长一点的做成步枪和机关枪，短点的根据样式做成各种手枪。每做好一件，他们就欢呼着拿着跑出去开始“战斗”了。

　　还有一项重要程序就是拜年，不但我们给长辈拜年，爸妈和叔婶们也要到大爷、姑爷家拜年。那时每家每户大多只有一两辆自行车，于是爸爸和叔叔们就猛蹬“大二八”挨家挨户跑。拜年拿的“四盒礼”必不可少，其实无非就是些糕点、白糖、罐头之类，现在看根本算不上啥稀罕东西。那时大人却舍不得让孩子们都吃了，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把“好东西”送人，偶尔奶奶会打开一些让孩子们尝尝，就算我们偏得的美味了。

　　爸爸叔叔们拜年回来总要支上一桌麻将。那时候奶奶总乐呵呵说我们小哥几个，长大了也能凑出一桌麻将来。现在看来，我们孙辈确是兄弟四个，但却分布全国各地，想再像父辈一样凑在一桌打麻将恐怕也难了。

　　过年最吸引我们的一定是厨房里的好吃的。平时少见的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妈妈、姑姑和婶婶煎炒烹炸各展其能，等飘出了香味我们就偷偷溜进厨房，见什么拿什么，放在嘴里就吃，等大人们发现，我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最爱吃肉丸子，尤其是刚出锅的，外酥里嫩，别提多香了。我不但自己偷着吃，还总忘不了往兜里揣几个分给弟弟妹妹们。

　　随着奶奶的招呼声，丰盛的年夜饭开始了，大人们推杯换盏，互道祝福。我们则风卷残云，吃得饱饱的又准备跑出去玩。主食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饺子，为了讨吉利，饺子馅往往是“特殊”加工的，总要包上一两个钢镚，看谁能吃上。不论谁吃到了都乐得合不拢嘴，别人也都夸他好福气，新年肯定发大财。有一年，爸爸开了个玩笑，把别人吃的冻梨核儿包进了饺子，结果好像被哪个婶婶吃到了，惹得一阵埋怨，奶奶见了一边笑一边责骂着，大人孩子都乐得前仰后合。

　　那时候过年经常有扭秧歌、踩高跷、耍龙灯的，扭秧歌者衣着鲜艳，不管动作是否优美，骨子里都透出一股子欢快劲儿；耍龙灯里的舞龙头最重要也最累，需要一把子力气和一定技巧，一般人是舞不起来的。孩子们总是跟着秧歌队的后头，一路都走出老远了才想起来该回家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已经逐渐普及，开始时还是黑白的，慢慢的，家家都换成彩电，屏幕也越来越大，也正因如此，春节联欢晚会成了我们必看的节目。我们孩子们不喜欢歌舞类节目，但只要是有相声小品，就马上围坐过来，傻呵呵盯着屏幕乐。

　　如今，奶奶早已去世，弟弟妹妹们都已成家立业，分布在祖国大江南北，用双手开创自己的幸福人生。再临新年，我们一大家子很难再聚首一处了，因此我格外怀念小时候过年的味道，每每想起，我嘴角就禁不住露出幸福的笑。我知道，让我感到幸福的恰恰就是年的味道、家的味道、亲情的味道。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甘南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