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成

　　一件棉袄，穿二十年，似乎没啥稀奇。一件棉袄，从八岁，穿到了大学毕业，就很有点不可思议。

　　难道这二十年，人就没长个吗？

　　说来话长。八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穿起娘给做的新棉袄，天不亮，迎着飞雪，给长辈们拜年。穿新衣，长精神，走街上，人神气。这棉袄，新表，新里，新棉花，是货真价实的新衣裳。衣表，是爹割的咔叽白布，娘拿头发，跟叫货郎换回深蓝颜料，大锅里烧热水，浸了颜料，把雪地漂染成了蓝天。又割便宜的花布，做袄里子。布长了半尺，裁下来，又不够做鞋面布，娘不舍，就做了件袄身过膝的大袄。大孩子们左瞅右瞅，说我是穿长衫的“大褂先生”。邻居婶婶说，这袄好，你娘准备让你穿到娶媳妇吧？

　　我把这话捎给娘。娘脸色一耷拉，没好气地说：告诉你婶，这袄还打算穿到抱我孙子呢！

　　说归说，这大袄实在大得像袍子，下摆老挡膝盖，走起路来不得劲儿。过了年初五，招待完亲戚，娘给我首次改新袄。娘把下摆的棉花掏出来，把衣摆靠里，折回十公分，拿细密的针线缝了。呵，长衫先生，立时变成抖擞的小哥！

　　第二次改棉袄，是我上五年级，腿长了，袄短了。上高中前，又改一次，还续了棉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昌潍师专校门前，娘彻底放开了折着的棉袄下摆，又给续了新棉花。花袄里子，经受不住岁月风霜的磨砺，娘给换了浅绿色人造棉里子。

　　有了大棉袄，你问裤子啥样？我兄弟仨，一色的肥腰棉裤，穿肥腰裤，就像后来时兴的大喇叭裤，只是倒置了。腰扎什么？那时候，老师挣工资，扎四五角钱一条的帆布腰带，校长和公社来的干部才扎皮带，明晃晃的皮带卡，神气得很。我兄弟们扎的，是娘拿破布条搓成的布绳子。有的小伙伴，扎的是废了的麻绳头。麻绳头不好用，不是系不紧，跑起来掉裤子，露馅走光，就是容易系成死扣，内急解不开。上小学复式班时，有位三年级刘姓高个女生，解不开绳子腰带，尿裤里，同学们围着她起哄，羞得她抬不起头。直到六年级，我才扎上小帆布腰带，那是捡鸡粪、拔牛草、朐山靶场抠弹头换来的。

　　上小学时，雪天的男孩子，大都吸溜着鼻涕。女同学，大都兜里揣着小手绢。男孩子们，两只棉袄袖子，就是对付过河鼻涕的最好武器。直到五年级，男孩子们的棉袄袖子，一律像镀了金属铬，明晃晃耀眼，瘆得漂亮女老师像有了身孕，天天恶心。升了初中，贴身的仍是棉袄棉裤，短裤是稀罕物，秋衣秋裤想都不敢想，那是上了高中才有的。记得清明前后，同学们跑操跑热了，解开棉袄衣扣，热气腾腾，人人怀里像揣着小火炉，当然不包括女同学，咱当时也没在意看。

　　穿衣裤，不能不穿鞋子。记事起，雪天，我兄弟仨都穿老虎头棉鞋，那是姥姥手把手指教下，娘熬两个冬夜的针线活儿。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丢了虎头鞋，挨过娘的揍。

　　小孩子们爱虚荣。雪天，头戴叮当响的虎头帽，脚穿红眼金须的虎头棉鞋，甭说在庙乡的筷子胡同，就是站上县城的南北关大街，也会立马招引来羡慕加嫉妒的目光。小伙伴们约着去北湾滑冰，穿胶底鞋子，滑起来，宛如燕子疾飞。我这老虎头棉鞋，是娘纳的千层底，自然摩擦力大，雪里冰上都飞不起来。小伙伴劝我脱掉鞋子，穿袜子滑起来会快。还真是！可飞翔过后，脚冻得像猫咬。赶忙去穿鞋，鞋却不翼而飞。怕回家挨揍，躲进嫲嫲园里的麦穰垛，睡着了。晚上，自然挨顿揍，拧青了大腿里子。第二天清早，开大门，那双老虎头棉鞋，整齐摆放在我家大门屉子上。至于谁的恶作剧，直到今日，跟谁用打耳棍差点打瞎我的眼一样，仍是未解之谜。当然，真没必要再麻烦福尔摩斯和神探亨特！

　　雪日再出门，娘逼我改穿蒲窝鞋。蒲窝是蒲草编的，虽暖和，却不隔水。塞上塑料纸，也挡不住雪水的浸泡，只能眼巴巴看着伙伴们溜冰滑雪。三年级时，父母用卖蔴皮的钱，给我们兄弟仨各买了双胶底靰鞡鞋。靰鞡鞋不怕雪不怕水，却透气性差，脚易出汗。跑一天下来，鞋子就让汗泡湿。第二天，湿湿的鞋子，穿起来冰碴子凉。垫上旧报纸，容易泡烂，改垫玉米皮，才解决了难题。

　　小时候的袜子，一两年穿不烂。不是袜子质量好，是娘把袜子深加工了。八九岁的孩子，狗也嫌。孩子们的腿脚闲不住，娘责怪我们兄弟仨的脚“吃”袜子。买回袜子，就给纳上袜底，特别拿旧布子加厚袜跟。结果是，穿上袜子脱不下，脱下来难穿上。扔到地上，那加厚过的袜子会给人打立正。晚上，娘把我们的棉鞋、棉袜摆在灶前烤着，哎哟喂，满屋子弥漫着一股酸臭的怪味。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