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求侦查终结、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向审判定罪标准看齐，适用统一规范的证明标准。”江苏省高级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叶巍说，但实践中，一些案件事实被简化证明的现象却在悄然递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院的确认。叶巍认为，探索符合法定证明标准的刑事简化证明机制或方式，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当然，需要明确几点认识：一是坚持并正确理解适用法定证明标准。刑事审判的有罪认定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此乃探索刑事简化证明机制的前提所在。二是强化刑事调查技术研发。三是制定类型化基本证据标准指引。公检法三机关要系统梳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案件的证据特点，构建相应的基本证据标准指引，力求达成共识。对此，南京市中级法院院长茅仲华呼吁探索运用大数据，对量大、面广的刑事案件证据标准、证据规则体系进行集中攻关，形成操作性强、可数据化的统一标准。

　　“法官审查证据就是通过理性思维，运用证据规则，对证据材料去伪存真的过程。”茅仲华分析说，“法官审查证据主要包括审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证据能力是法律问题，证明力属于事实问题，所以，证据能力审查应当优先于证明力审查。”而且，要注意四个问题：对于任何证据均应质疑，任何证据都应当平等受到审查，证据的形式不决定证据的效力，有“水分”的证据不必然丧失证明力。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痛苦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根据有关规定，不是说采用殴打、非法使用戒具等方法收集的供述都要予以排除，只有使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供述的才予以排除。至于嫌疑人、被告人痛苦的标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点评时认为，应当以嫌疑人、被告人的感受为准。最高法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长王锦亚点评时提出，要坚持从历史上、宏观上来把握非法证据认定的标准，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去探讨。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是依法举证质证，对抗博弈，构成了庭审的实质活动，为法官探明事实、查明真相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基础。